早期我党领袖建党初心，始终让我刻骨铭心
近日重温党的历史，我不禁感慨颇深。怎么有那么多仁人志士，他们在那烽火连天、内忧外患的年代，不问个人得失，每天茶余饭后讨论的竟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们想人民所想，苦人民所苦，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
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到警察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在海河边上，二人看到难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失声痛哭，二人共同宣誓，“我为了老百姓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我们要建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额的政党”。
革命战争中，党始终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领导工农红军和劳动人民，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老百姓纷纷把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出现了一幕幕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参军的感人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从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计前嫌，求同存异，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展人民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和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最终带领广大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原计划打五年，结果用三年时间就取得了全面胜利，这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孟良崮战役中沂蒙山马牧池村妇女用人体搭起火线桥送解放军战士上战场，陈毅将军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是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军民团结、鱼水情深最为生动的写照。
参加检察工作后，我逐渐形成了人民观
2007年,我到院工作后的第二年郑重宣誓入党，但其实当时我对共产主义能否真正实现并不确定，在此后的若干年里，我也会羡慕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共产党员，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办理案件服从领导听指挥，只注重法律效果，不考虑社会效果，受到领导表扬就感觉良好，没有考虑过办案和老百姓的关系。
十九大过后，我通过系列学习党的理论，观看红色影片，逐渐顿悟。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四邻多数是普通老百姓，我也是一名普通老百姓，我们的工作不要忘了自己是出自老百姓。近二年，我开始思索让我的检察工作要带点人民情怀。在武汉疫情爆发时，高检院下发文件所有检察服务中心停止接访。作为案管部门负责人，我考虑基层检察工作实际，不知道疫情还要多久才能结束，但是案件不能耽搁，当事人的权利和律师权利也要保障，所以我在起草院公告时，没有机械化套用高检院的文件搞一刀切，最终只关闭了检察服务中心的部分接访功能，对于前来阅卷的律师，提交手续经严格消毒后，我们免费为其提供免费电子卷宗光盘，我觉得这就有点人民情怀。去年承办一起偶发的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二级的案件时，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告诉我他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孤身一人在家需要照顾，他认罪悔罪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希望早日回归社会，但是他又非常困难、没钱赔偿。我考虑到该案正常程序就是提起公诉，但是像他这样经济困难的，法院就是判了，被害人也未必能得到赔偿，预期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必能达到惩罚犯罪、教育、与恢复社会良好社会秩序的效果。因此我允诺犯罪嫌疑人如果能够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我可以建议对其适用不起诉或者缓刑，之后我又找了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和被害人给他们做工作，还通过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帮助他们调解，最终该案以一万九千元的赔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在被害人给我送谅解协议的时候对我说：“我不差钱，本来不想调，但看检察官做了好多工作，我也就不跟他计较了，现达成协议，我的心结也了了。”我嫣然一笑。
没有多深的理论，所谓大道至简，我觉得做好检察工作不一定非要创造丰功伟绩，不一定光环萦绕，但是一定要有人民情怀，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工作有原则，心中有百姓，生活有阳光的检察人，一个朴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